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雕栏玉砌应犹在 ----天津五大道民国旧居的风情与回忆

2017-12-13|342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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雕栏玉砌应犹在----天津五大道民国旧居的风情与回忆

6月底回了趟天津,在一个夏日的午后,骑辆自行车再绕到那条熟悉的林荫路上,听听蝉鸣,没有目的地逡巡。树叶缝隙中透过的丝缕阳光,间或晃一下你的眼睛,更多的阳光漾在路边那些小洋楼的围墙上,墙上爬山虎叶子的绿色更加浓了一些。午后的街上,行人还是那么少,于是,少年时代那条路的影子,浮现得更加清晰了---好像还是二十多年前,我放学回家,走了一遍又一遍的那条睦南道哦。(睦南道西段云南路昆明路之间)

天津的街道名称,和别处不一样:东西向的叫“道”,南北向的叫“路”,偏生天津根本不是一个象北京那样方方正正的形状,尤其旧时租界,街道朝向往往都不正,所以道和路的分别,有时候也就是约定俗成而已。所谓“五大道”,其实解放前的老天津原本没有这个称呼,就是原先英国租界几条东北--西南走向平行的马路,那个时代的高尚住宅区,大致对应旧上海的徐家汇衡山路那一片,上世纪20-30年代,这片租界里面,盖了许多小别墅洋楼,世界各国的建筑风格都有,逐渐形成了挺特别的风貌。从六七十年代起,规划局把这片区域统称为“五大道”。

地图的原图比这个大很多,但是如果引用原图,网页就太宽了,这是google上面的简略图,我在简图上不但用蓝线标出了五大道和主要纵贯路线,还用红字标了自己小时候的住处,和上过的学校。

我总觉得“五大道”这个名字很别扭。首先,这不是五条,而是六条平行的马路,从南到北,马场道,这是原名,因为通向英租界的跑马场,就是现在马场道西端佟楼那一片;睦南道,原名叫香港道;大理道,原名叫新加坡道,常德道,原名叫科伦坡道;重庆道,原名叫剑桥道,而东段原来叫爱丁堡道;成都道,原来叫伦敦道。这是六条路。传统上,“五大道”是指南边的五条,可是北界成都道和南界马场道一样啊,为什么马场道算进去,成都道就不算呢?成都道上也有很多漂亮的小洋楼啊?第二点别扭的,“大道”?除了南北两条边界马路,马场道和成都道堪称”大道“以外,核心和精华所在的这个矩形地区,睦南道,大理道,常德道,重庆道,全都是些安安静静的林荫小马路,平时连公共汽车也没有的,如何成了“大道'呢?

所谓“五大道”地区,现在是挺著名的“历史文化建筑风情区”,我从幼儿园,一直到大学三年级,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住了十七年以上,每一天上学放学,陪爸爸妈妈饭后散步,走过不知道多少遍,早就熟悉得视若无睹了。直到最近几年,很多小时候从没注意过的小洋楼,都在门口挂了牌子,标示出这是某某名人的故居,来历怎样怎样。我喜欢这些----因为小时候从没想到过,这些熟视无睹的房子,居然这么有文化有历史----我居然不经意之间,生长在历史和文化之中?于是,这几年暑假回国的时候,就背个相机,骑车重走这些街道,重新认识这些熟悉又陌生的建筑。据说,这片地方,前后住过两位民国总统,七个国务总理,至于部长督军和大资本家,不计其数。美国的前总统胡佛,和名将马歇尔,史迪威也在这里住过。不过我知道,把马歇尔和史迪威也算进去是有点勉强:他们两个是二十年代在天津的美军第15步兵团服役,马歇尔是中校副团长,史迪威是少校营长,这两位住的是马场道东头的兵营,可不是洋楼别墅。

这五大道现在还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洋楼,是马场道上天津外语学院旁边的英国人达文士住宅,建于1905年,不过现在保护得不是很好,就不贴照片了。我选些让人印象深刻的,漂亮的小楼来贴。

这是顾维钧的旧宅,建于1927年,在纵贯五大道的河北路上,原来叫威灵顿路,重庆道口,现在是民革天津市委员会。

顾维钧,有人称其为民国第一外交家,上海嘉定人,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法博士,1922年到1926年出任过北洋政府的外长,两次代理一次实任国务总理,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代表中国签字并成为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。后来还当过海牙国际法院法官。这应该是一栋英国式房子,砖木混合结构,木屋架起脊,二楼和三楼设有平台。这栋楼,大概是五大道上最宏伟的外国建筑了,天津外语学院的主楼,据说它的大屋顶和正中的时钟,是法国罗曼式。我妹妹在这里念了四年大学。

这楼出名很早,我从小时候起,就总看见建筑系的学生来写生,画这栋大楼。其实呢,五大道并不以这种大型外国建筑著称。天津的大型外国公共建筑,都集中在火车站海河对过的解放北路上,那条街全是宏伟的银行建筑,象上海的外滩。可是五大道这里是住宅区,特色是那些小楼。这栋楼看起来也很舒服,高树勋的旧宅,三层砖木结构庭院式楼房,褐色砖墙,红瓦坡顶,硫缸砖清水墙面,山墙上部的高耸尖顶别具特色,左侧突出一伞状塔楼,稍微有点新哥特式的意思。

宅子主人高树勋,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人,抗战中上司石友三投降日寇,高联络西北军的老上司孙良诚,以开会为名诱捕并活埋了石友三。1945年10月高在新8军军长任上起义投共,为抗战胜利后的内战国军将领起义第一人,延安方面还搞了一个高树勋运动,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以后的事情:1年以后,1947年我方在改编高的队伍过程中操之过急,引起了矛盾,于是说高树勋要叛乱,把他抓捕起来,部队也完全吞并了。后来对高树勋叛乱的调查不了了之。解放后高树勋当过河北副省长。我小时候,这里的多数小洋楼,不是居民大杂院,就是被政府和部队机关占用。这是马场道上当年的高级公寓楼,叫安乐村,意大利式的,但是解放以后多年来都是几户居民合住一所公寓,居住条件并不好,保护得也不好,有点象大杂院了。

再贴一处最近整修得稍微好一点的公寓楼,当初也是大杂院,在河北路(威灵顿路)上,靠近成都道。

之所以喜欢这片town house,是因为觉得它跟我在伦敦看到的,切尔西区的住宅很象,我非常喜欢切尔西区靠近皇家医院的那片乔治王式红砖住宅。这栋楼很有名,叫“疙瘩楼”,和安乐村一样,二三十年代也是高级公寓楼,只有社会名流才能住得起的。意大利建筑师鲍乃第Bonetti设计的连排公寓,美国叫做town house。其中285-289号是马连良马老板的旧居。

这栋疙瘩楼离开我中学和大学时的家很近,为什么叫疙瘩楼呢:这是建筑师有意设计的,用过火砖装饰外墙面,要的就是墙面凸凹不平的效果,再加上外墙凸出的砖头,看上去到处都是疙瘩,于是得名。这栋楼,我记得小时候也是一个门洞有好几家住户,看上去挺破挺旧的。后来这栋楼开了好几家高级餐馆,有西餐也有中餐,整个大楼的外立面整修得相当漂亮。象疙瘩楼一样,五大道上许多居民院或者机关占用的小楼,后来都被各种私人公司买下,或者开了餐馆酒楼。这是当年中天电机公司老板李勉之盖的德国风格的别墅,同样的盖了四栋,他兄弟姐妹每人一套。其中一栋,现在被狗不理买下,开了连锁店。

这栋楼在重庆道东段,靠近二十中学,是当年张作霖的拜把兄弟(不是亲兄弟,尽管名字相似),张学良的”辅帅“,吉林督军东北保安副司令张作相的旧宅。

新古典式,墙面凹凸多变,镶有西式雕花,立面呈白色。楼两侧设有青石条阶进入正厅。底层六间,中央南侧为大客厅,内有雕饰精致的护墙板,厅前有大平台几座洋楼看下来,到这里,大家看出点名堂没有?对了----风格各异,样式驳杂不纯。上面几栋楼,有英国式的,法国罗曼式的,德国式,意大利式,还有哥特式的元素,张作相的宅子又变成了新古典式,可是,我刚才说某一栋楼是什么样式,其实都非常勉强,根本就不是西方建筑艺术史上纯正的某某样式,顶多只能说“疑似”某某式。还有----这些宅子的主人,其实都不是洋人,而是有钱有势的中国资本家,或者军政要人。

这就是五大道小洋楼的特点:虽然在英租界,但绝大多数洋楼主人,都是民国时代政商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,他们盖的住宅,并不拘泥于纯正的某一种外国建筑风格,自己喜欢什么,自己说了算,建筑师本身也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即兴发挥。很多小楼,都是综合了几种建筑风格,甚至中西合璧的产物。而且各栋建筑之间,也没有统一的风格。久而久之,这些小洋楼,就形成了五大道这片地方独特的建筑风貌,在任何其他城市,其他地区,你都看不到。就像这栋楼,中西合璧得相当典型。

这栋楼现在是幼儿园,当年是江西督军成光远的宅子,成督军亲自修改的设计方案:你看楼的下半部分,是二十年代流行的英国公寓楼的现代式样,线条简约,方方正正,让人想起大卫苏谢版(David Suchet)波洛电视系列剧里面,大侦探波洛所住的公寓楼Whitehaven Mansions。可是,在现代派的楼顶上,居然盖了个中国小亭子!和成督军的中西合璧比起来,关麟征将军的这栋宅子,立面板板正正,正中心再加个半圆形入口作对比,几何线条简洁而明快,我觉得是更加纯正的二十年代西方现代派建筑。

这栋楼现在是和平区房地产总公司,房管局。坐落在长沙道上,租界时期叫做加的夫道Cardiff。我的幼儿园就在它对面。宅子主人关麟征是黄埔一期,抗日名将,1938年10月,34岁时成为第二个晋升集团军总司令的黄埔学生,比胡宗南晚两个月。1947年关麟征出任蒋介石之后的第二任黄埔军校校长,还当过1949年李宗仁政府的陆军总司令。不过,关麟征虽然是老蒋嫡系,却属于嫡系中的何应钦系统,与土木系的陈诚不和,甚至水火不容。而国民党退往台湾以后,陈诚是台湾省主席,执掌大权,关麟征于是隐居香港,避不去台湾。1970年在香港病逝。

为什么这片地方的西式建筑,会出现这样独特的风貌呢?我觉得,根源在历史。天津和上海一样,晚清之前,都不是大都邑,近代的崛起,得益于“对外开放”,成为“十里洋场”。上海,有道是“上海滩”;天津呢? 老话叫“天津卫”。“津”者,渡口也,天子渡河的地方,据说是明代燕王朱棣靖难之变,起兵南下渡河而来的典故。这个“卫”字呢,明代“卫所”,驻军的地方,就象英文里面“fort",跟“威海卫”“金山卫”的卫字,来历相同。驻军的地方么,军人居多,“九河下梢”地居要冲,但本不是什么大城。大家听过天津方言的,都知道天津话跟北京话,河北话的腔调,相去甚远。天津话,倒是跟安徽话在很多发言吐字方面很象。据说,那是因为近代,李鸿章手下大批淮军驻扎天津,所以天津话受安徽话影响不小。

清季以降,一个天津,一个上海,一个广州,得益那个时代的“对外开放”甚多,太后老佛爷脚下的北京城,怎么能随便开放呢?天津因为离京城近,又靠近海港,海陆运输都方便,就开放给了洋人,让除开使团以外的洋人,都住到天津去。20世纪前期那段时间,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,又有九国租界,很多名人寄居于此,尤其是那些政坛失意的名公巨卿,晚清的遗老遗少,往往都在离开京城不远的天津租界,盖栋住宅当寓公。这里进可以就近观望京城政局,以图东山再起,退可以托庇于洋人租界的治外法权,社会秩序比较稳定。另一方面,当时天津的经济中心地位,也聚集了很多民族资本家,和文化名人定居于此。这些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,他们所建的楼院,往往在设计上从心所欲,有很多西洋建筑风格,但又不拘泥于纯正的建筑风格,而是实行“拿来主义”,自出新裁。从正统建筑艺术角度来看,很多都可算是不伦不类,可久而久之,也形成了五大道独特的建筑风貌。说到下野政客,在天津被政敌刺杀的,这是河北路(威灵顿路)334号马场道口的民国总理张绍增旧宅。

它跟天津外语学院遥遥相对,和我家也就一个路口。当年这里是第五中药厂,现在是贵宾楼饭庄。我记得小时候这里有围墙,还有一个特别高的大铁门,门口是4路公共汽车站。铁门平时紧闭,除了上下班时间进出的工人,和扑鼻的药香之外,里面什么也看不到。现在围墙全拆了,隔着花园和喷泉,从街上就能看见这栋砖木结构二层小楼,我想,这楼大概可以算是巴罗克风格吧。

张绍曾,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,北洋系里的将军,当过几任陆军总长,1922年黎元洪总统时当了半年内阁总理,曹锟时代张下野后寓居天津英租界。他在这儿当了六年寓公,可从来也没闲着,1927年北伐军兴,张绍曾积极联络政坛人物,准备响应北伐,被北洋政府的张作霖所忌,1928年张作霖派人刺杀张绍曾,那是当年天津英租界轰动一时的大案。说完了下野政客,咱们再说遗老遗少。溥仪搬出故宫之后,潜逃东北当满洲国傀儡皇帝之前,在天津住过的张园和静园,在日租界的海光寺鞍山道,不在五大道这一片。这是重庆道(以前剑桥道)55号的庆王府,1922年太监小德张盖的宅子(小德张真名叫张祥斋),1923年小德张把它卖给了第四代庆亲王载振。我初中时候去上学,有时候走重庆路,会路过它。现在是天津市政府的外事办公室。

这栋房子门厅很大,从门口拍照拍不全,不过天津外事办有时候会开放给游人参观内部。主入口进去以后,里面又有一个四围的空间,是中空到顶、面积350平方米的长方形大厅,大罩棚式厅顶。一、二层房间沿大厅周围环绕设置,二楼大厅四周设有列柱式回廊。楼房为砖木桔构,局部三层,平屋顶,带地下室。整栋楼据说是小德张亲自设计的,只有局部三层的八间房,是载振加盖上去,专做祭祀和供奉先祖的影堂。楼东是花园,建有传统的六角凉亭。我觉得整体风格算是中西合璧。也并非所有的洋楼主人都是中国人,毕竟是英租界,也有少数外国人的房子。

这栋房子在重庆道庆王府的斜对过,主人叫Eric Liddell, 中文名李爱锐,是个了不起的英国友人。他1902年生于天津,1924年第8届巴黎奥运会上,打破四百米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。198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《火之战车》Chariots of Fire里的主人公之一就是他。获得奥运金牌以后,Liddell回到中国,在天津做了二十年中学教师,(他教书的学校叫做新学中学,现在是十七中)。1943年作为敌侨,被抓进日军集中营,1945年病死于潍坊的日军集中营。在睦南道东端,颇有几栋真正的豪宅,现在都是政府机关所在地。这是孙殿英的宅子,现在是长芦盐务局办公楼。为什么孙殿英那么有钱,盖这么大的房子?这是1930年建的,1928年,孙殿英刚刚炸开了太后老佛爷和乾隆爷的坟。盗墓贼,有钱呗。

孙殿英原先在张宗昌的直鲁军里当师长和军长,北伐时倒戈投蒋,1928年驻守蓟县时盗掘清东陵,1930年中原大战,他站在冯阎一边,失败后被老蒋改编。后来冯玉祥吉鸿昌搞抗日同盟军,孙殿英的队伍,正好和同盟军的地盘毗邻。蒋不放心,下调令让他率所部去青海,可青海是马家的地盘啊,所以老蒋这是个坐山观虎斗的妙计。孙殿英在向青海进军途中,被马家军击溃,再被阎锡山出兵断了退路,于是下野隐居到太原,后来投靠北平的宋哲元。抗战军兴,1938年孙殿英在河北敌后招兵,成立新五军,1943年被日寇围困,投敌当了汉奸。战后仍然带兵。1947年在河南汤阴被解放军俘虏,年底病死。这栋豪宅建于1930年,整体上,大致算巴罗克风格吧,我觉得墙上的装饰柱有点意思:科林斯式柱头,柱身是绞股绳式的。孙殿英旧宅隔壁,是民国总理,外交家颜惠庆的旧居。后来,还作过伪满洲国领事馆。

颜惠庆是清光绪年间的留学生,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----那时候的中国留学生,还留辫子吧?颜学成回国后,随伍廷芳出使美国任二等参赞,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进修国际法和外交。辛亥革命以后,颜惠庆出任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次长,总长,几次兼任或代理国务总理。1926年辞职退居天津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,出任中国驻国联代表,争取国际舆论,向日本施加压力,做了大量外交努力。但弱国无外交,又兼当时国联的地位本就软弱,虽然中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,又于事何补呢?1950年颜惠庆病逝于上海。这栋房子,抗战时期被占用作伪满洲国驻天津的领事馆。在孙殿英旧居的斜对过,睦南道香港路口,是座真正的深宅大院,张作霖送给三姨太许氏的宅子,院子很大,楼房是大坡顶,我觉得这个算是少见的,比较典型的风格建筑,象是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期,新哥特-维多利亚式乡村别墅的式样。

这三栋楼,孙殿英的,颜惠庆的,和许氏旧宅,坐落在我初中时期步行上学的必经之路上,天天要经过四遍。我记得许氏旧宅,中学时候好像是共青团天津市委和市学联。我们再回头来说五大道的建筑风格。因为这些宅子的主人,多数不是洋人,而是政商两界的大佬,下野军阀,遗老遗少,他们所盖的住宅,肯定要强调私密性,所以当年基本都采用不透风的院墙,或者茂密的绿树和爬藤植物,隔开路上行人的视线,起码不让街上行人看出宅子有多豪华。那个时代不太平哦,有钱人家更不能炫富,盖的房子也要低调。这也是五大道洋楼建筑的一个显著特色。就象这栋楼,是我们南开大学的两位创办人之一,严修严范孙先生的旧宅,确切地说,只是住宅外墙。

严修当过清朝学部侍郎。张伯苓先生,曾是他家的西席。后来严范孙和张伯苓两位,合作创办南开系列学校。严修当年特别赏识周恩来,大力资助周恩来留日留法。我见过未经证实的说法,讲严修曾有意把女儿许配给周恩来,算是野史吧。周恩来去欧洲时,带了大笔严修给他的钱,倒是事实。到达欧洲以后,周恩来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,保持密切联系。严为资助周恩来,特地在严家账目上为周立了户头。除第一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本人以支票携走以外,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,都是他让人转寄的,每半年一次,准时不误。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说:“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,周在法国时,除短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动组织外(可能是指工会,labor union),并未参加体力劳动。他从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后,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。”扯远了。再回头继续讲住宅的私密性。这是另一处私密性设计的经典,长沙道(加的夫道)和重庆道(伦敦道)交口的民园大楼,就在关麟征旧宅对面,由奥地利建筑师盖苓设计,1937年建成。

这是栋当年的高级公寓楼,为什么它是私密性设计的经典?因为它的外墙是百叶窗式,看似是镂空的方孔,其实有两层错落开,从外面根本看不见里面。看了那么多五大道建筑的照片,现在看出来了吧?五大道的洋楼建筑,真正的风貌,都是用围墙与街道隔开的。“庭院深深深几许,杨柳堆烟,帘幕无重数”。五大道这里不是公共建筑展览馆,不象天津的解放北路,更不象上海的外滩,这是特权阶层的住宅区,要强调私密性。不但是民国时代,就连解放以后,也是这样。比如说,这是大理道上,云南路和桂林路之间的和平宾馆,解放前是民族资本家孙震方的宅子,意大利风格。解放以后,改成和平宾馆,属于市委机关,五六十年代,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那些领导人来天津,一般都住在这里,包括毛泽东,周恩来,邓颖超等人,也下榻于此。

这所和平宾馆,也是深宅大院,以很高的围墙与外界隔绝。从前那些领导人住在这儿,本就是图这个地区清静幽雅。除了国家领导人下榻的和平宾馆,这栋睦南道云南路口上的小楼,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住进去的。

多少年来,我只知道这里叫做市委第二招待所,门槛很高,不接待一般旅客,必须有市委介绍信,有一定的关系和级别,才能住在这里。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仍然如此。由此又有一些议论:现在很多人在批评社会丑恶现象,比如腐败,比如权钱色交易,比如贫富分化,但有些人,尤其是一些自封的左派,走到了另一个极端,开始怀念改革之前的社会,甚至文革期间,似乎那时候人人平等,不存在腐败现象,贫富差别,是个干净的社会。干净吗?干净才怪!“过去的总是好的”而已。如果说现在的社会是金钱本位,那么当时的社会是官本位。现在是权钱交易,权力可以换成金钱,而过去,金钱倒是没有多少用处,权力本身就是一切,直接就等于享受。一般的平民大家都穷,倒是人人平等了,做官的高高在上,谁跟你平等啊?那时候一般平民不知道,“高干”们是怎样生活的而已。那时候就没有拉关系走后门?没有两极分化?没有才怪,分化得更厉害。文革末期倒是搞过“批判走后门”的政治运动,你知道背景是什么?其实是中央里面以四个人为首的某一派系,想借此搞臭一批利用地位把子女安排进军队的高级将领,叶帅首当其冲。其实他们自己就不利用特权了?结果,伟大领袖一个“最高指示”:走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,不走后门进来的也有坏人,为以权谋私提供了最硬的后台和理论依据,连形式上的“反对走后门”都不了了之。奇怪吗?一点都不奇怪,因为发布“最高指示”的这位,他自己屁股就不干净,否则毛远新怎么坐直升飞机上来的?我父亲当时是部队政治处的干事,二十年后退休之前,也升到了很高的级别。这么说吧,按规定是部队副师和地方副厅局级以上享受高干待遇,他则绝对不是这种“入门级”的高干。当然,那是后话了。在我小时候,家里也有长辈亲戚,是天津警备区和66军的首脑,住的是五大道地区中心独门独院的小楼,现在门口还挂“历史文化风貌建筑”的牌子呢。(现在军级的待遇没有那么好了,可是70年代末的省军级干部和普通百姓的差别那是不得了的),所以小时候,什么叫“地位”,“关系”,“路子”,高干家庭是什么生活状态,我没吃过猪肉,但看过足够多的猪在跑。个人认为,那时候的腐败,和现在的区别,是门槛的高低:比如现在你想自己一家住一栋这样的别墅,没问题,有足够的钱就能买,至于怎么弄这些钱,有人诚实经商可以赚很多钱,也有歪门邪道比如当官的搞权钱交易,做生意的偷税漏税,做医生的收红包,反正很多人都能弄到钱。在当时,唯有达到某一个级别,才能搞一栋这样的别墅。

我不想为今日社会的丑恶现象找借口,但三十多年前的社会两极分化,未必就比今天的好多少,这也是事实。而且那时候人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更少。扯远了,拉回来再接着说五大道的建筑私密性。真正原汁原味的五大道街景,是象下面这张照片上,睦南道东段接近河北路口这样的:幽静的林荫道,不透明的院墙里面有郁郁葱葱的树木,往往还有爬藤植物,院子里,只露出小洋楼的尖顶。

到了最近十年,出于美化环境的目的,政府拆了不少原装的围墙,代之以花饰栏杆,让普通人也能看到这些小洋楼和院落,可以说出发点可嘉,但那并不是这个地段原汁原味的风格。算是美化?算是破坏?这样做利弊互见,我不好作评论。仅以我自己的好恶而言,我倒是也希望能从街上看到更多的小楼。至少不要象上文提到的张绍曾旧宅当年作为中药五厂时那样,铁门紧闭,让人误以为里面是个保密单位。再来看看这栋房子

嘿嘿,这不是历史名人的,这是本人的旧居----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,我家就住这里。当然,不可能是住整栋楼,我爸爸当时只是部队里的普通军官而已,这楼当时是我爸单位的家属宿舍楼,好多户合住。我家在三楼,右边侧面的一个窗户,另外地下室也有一间。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,天津也死了不少人,当时我还小,就在这栋楼里,有了第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。那天夜里,我只记得突然醒过来了,很倦,抬头看见日光灯在来回晃。我从小就睡得特别好,象只小猪,夜里很少醒,所以醒过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后来发生的事,都是听大人们讲的。当时奶奶抱着我往楼外面跑,在楼门口,被倒下来的自行车绊了一下,跨过地上的自行车花了一些时间,就在这当口,三楼屋顶上面的半堵墙塌下来,砖头砸在门口。如果不是这些自行车阻了一阻,跑出去的时候,应该会被这些砖头砸个正着。后来,就在旁边22中的操场上,搭地震棚。我们隔壁紧挨的这栋楼,还真是名人旧居,刘冠雄的旧宅。

刘冠雄曾参加过甲午海战,是靖远舰的帮统。北洋政府时在九届内阁的14年时间里,出任海军总长,交通总长,1923年寓居天津。因为楼主是海军将领,这座楼的造型很像双筒望远镜,有罗曼风格的大屋顶,长长的大阳台,整体呈立面对称形状。这些是我后来查的资料。当时只知道是隔壁的一栋房子而已,这栋房子,现在是天津财经学院的办公楼,在我小时候,是22中学。我家的地震棚,就搭在22中的操场上。我记得余震来的时候,看着这楼晃啊晃啊,也不倒。其实,刘冠雄的宅子总共有三栋楼,其他两座,就在唐山大地震中,成为危房,被拆掉了。后来我家又搬过几次,但直到大学快毕业,总是不出睦南道和大理道这两条街的范围。可能有朋友注意过我以前写的文章,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到,自己是部队大院里长大的。现在又说从小住在这片英租界洋楼区,不是自相矛盾吗?其实一点也不矛盾。这片地区,我至少能数出三处部队大院来,另外有不少旧洋房,也都属于部队机关和宿舍楼。我家唐山大地震时候住的这栋楼,就是部队的家属宿舍。也有一些老房子,在地震以后作为危房拆了,盖起了4-5层的住宅楼。象睦南道东段的两个部队大院,西段的友谊里,团结里,都是如此。

我家在小学的时候,住过睦南道西端的友谊里民房,中学和大学时期,一直在东边的部队家属大院里。这里部队大院的规模,当然没法和京西的那些军队总部机关大院相比,但也是货真价实的部队大院啊。(北京西边的部队大院我也住过,中学时候有几年我爸暂时调北京工作,我在寒暑假去那里住过)。这些部队机关为什么设在这里呢?我听老爸说,60年代初他刚从同济毕业不久,分配在北京的军队机关,后来受领任务,来天津建立这个单位,当时这个区域的旧军阀,资本家基本上都处于扫地出门的状态,很多房子也空着,哪里象现在,这块地段寸土寸金?天津当地政府知道是总后勤部的直属机关来这里,也非常支持,这些小洋楼,当年简直是要多少给多少,随便划拨的。我还记得,中学时候去我爸爸办公室,他们办公室也在一栋旧宅里,明显是解放前有钱人家的宅子,办公室门楣和走廊里,全都是繁复精美的木雕装饰,有花有鸟,花开富贵,松鹤延年之类的图案,院子里有座牌楼,后来还把每一个部件编了号,整体拆迁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这个地段不但房子漂亮,而且学校真是非常出色,教育方面,从小就让我得益不少。这是我的幼儿园,和平区第11幼,在长沙道上,对面是关麟征旧宅,邻居是民园大楼。我后来查了资料,11幼儿园的前身,是解放前的华北保育院。

贴一张露脸的大头照吧:这是我幼儿园时期的毕业照。照片上总共就三个小男孩,猜猜看哪个是我?

我的小学,昆明路小学是和平区最好的小学之一,我那时候家住友谊里,走路过去只需要3分钟。我们当时的校长于秀媛,是相当著名的教育家,90年代访问美国的时候,新泽西州政府还特为定了一天叫做“于秀媛日”。98年我从美国回来,还去于校长家探望,于校长居然记得我和我的几个同班同学。

这是我的初中的主楼。二十中学,直到今天,都是天津市最好的初中。在我那个时候,重点中学不存在划片入学这一说,都是凭分数考进去的。天津最好的中学,是所谓五大重点校,文革以后第一批公布的市级重点中学:南开,新华,实验,一中,耀华(耀华我上小学的时候还叫作十六中),又称“市五所”。五大重点校之后,第二批重点中学有十二所,当时是区重点,很快升格成市重点,所谓“市属十二所”。我们二十中,第二南开(当时还叫作东方红中学),河西区的海河中学,都属于这一批。所以,二十中在整体上,比五大重点校应该还差一点。但是论到它的初中部,现在公认是天津最好的初中。当然,有人说现在一中,耀华这些学校,都已经是高中校了,根本没有初中部。可我上中学的时候,耀华和一中都有初中的,到我高中时代,他们才改高中校,而河西区的实验和新华中学,据我所知,直到我上大学,都还有初中。就算这样,二十中的初中,和市五所相比,仍然毫不逊色。

我们二十中的这个主楼,也是五大道的文物保护建筑,拍过不少电影,当年是为英国侨民开设的子弟学校,叫做“英国公学”。我刚进初一的时候就问过老师,这是什么建筑样式,老师说是“飞机式”,现在回头看来,应该说外观有相当的新古典纪念建筑的风格,正面希腊神庙式的多里克式柱廊入口,三楼正面用的则是爱奥尼亚柱式,大楼梯直入二楼,这是经典的希腊神庙没有的。相当地“新古典”。正门三楼上,当年是图书馆,现在不知道作什么用了。二楼大楼梯入口以后是大礼堂,我当年没少在那儿的舞台上现眼:讲演,报告,致词,主持,都有过。入口处的两个平台,现在不知道早上还有没有晨读的学生了?现在回忆起来,在二十中的这三年,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。一般来说,男孩子小时候要么因为顽皮,要么因为智力发育得晚,无论念书还是活动能力,都比女孩要差。直到中学,甚至进了大学,才显露出优势。我也是如此,小学时候并不突出,于校长之所以这么多年以后还记得我,估计是因为我们当年那个班太优秀了,倒不是我自己有多么令人印象深刻。我后来考上重点中学,也只比分数线高了1.5分。要知道,那个时候男女生有差别待遇,男生的重点分数线比女生低2分,我要是女生,就上不了重点中学了。

等到进了二十中,第一年还马马虎虎,一上初二,不知为什么,好像突然之间就“开窍”了,从此以后两年,几乎一直是全年级第一名,偶尔拿个年级第二或者第三,已经算是失败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,自己感觉没什么实质性变化啊,也不算特别用功,更绝对不会作弊,就是那两年自信心爆棚,什么演出,学科竞赛,都敢往上冲。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做的一些事情,很好笑,比如早晨在主楼大楼梯的平台上晨读,那两年也是我兴起来的。在我之前之后,都肯定有人在那里晨读,只是我没见过,我上初二那年,突发奇想,早晨7点就去那里念英语,写作业。过了两个星期,渐渐有些同班同年级的学生也学我在这儿念书,后来就各个年级都有了。其实我真的那么用功吗?绝对不是,每天下午3点半放学,我就一个人跑到附近的烟台道古籍书店,或者小白楼新华书店去,那时候刚开始开架售书,我就总站在那里看闲书,也有时候去天津音乐厅,一个人看场电影,等到5点半快6点,估计爸爸妈妈快下班了,才回家装模作样地开始写作业,爸妈看上去,好像我没在看闲书,一直在用功一样(上学的时候,爸妈一直反对我看闲书),实际上,从5点半才开始写作业,最多1个来小时对付完,所以我的作业一向潦草,字迹也非常难看。(现在看来,我们那时的功课负担真的不重)。有时候没写完的功课,就放第二天晨读的时候补出来。那为什么不在家或者在教室晨读呢?呵呵,在那里不是显眼吗,老师都看得到啊?大概我小时候就很会“装”,很会讨巧吧,知道老师喜欢看什么,懂得投其所好。

----可是我又只念书,从来不做学生干部。现在,即便过了二十年,偶尔再回学校看看,当年教过我的老师,无一例外都记得当年的我。我家当时已经搬到睦南道东段的部队家属院里了,从家走到二十中,路过上文提到的颜惠庆旧宅,孙殿英旧宅,总共12分钟时间。高中再考进五大重点校之一的新华中学,新华属于河西区,说起来跟我们还不是一个区,其实,和平区和河西区的分界线,就是马场道,新华中学只是在马场道对过而已,走路5分钟,比二十中学还要更近一半。这是新华中学的老楼,我的高中二年级三年级,都在这栋楼里。

很可以自豪的是,这些天津第一流的学校,除了幼儿园和小学没有入学考试这一说之外,其余都是我凭分数考进去的,家里有些门路,但是我从来用不着,一次后门都没走,家里一分钱学费没花----well,我们那个时候,也没有交钱自费借读这一说啊。我从小在天津长大,从幼儿园到硕士都在天津,对天津的认同感,比上海原籍要强,一直觉得自己是天津人。可惜在家跟父母讲上海话,部队大院里的孩子又来自五湖四海,互相之间也不说天津话,因此天津方言没有怎么学会,其实天津话挺俏皮的,只是个人以为女孩子说天津方言,似乎并不好听。从中学直到大学这些年,爸妈都喜欢吃完晚饭出门散步,带着我也天天跟着他们散步,一走就是两个小时,十年几乎天天如此。现在想起来也奇怪,我竟然从来没有因为散步那么长时间而耽误过写作业。一走上那些安静的林荫道,老爸老妈要么谈单位里的事情,要么就跟我唠叨“好好学习,考个好名次”,我呢,就自己背书,想自己的心事,爸妈的谆谆教诲,小孩肯定是嫌烦的,我也不吭气,就听他们唠叨,左耳进右耳出。

每天的薄暮时分,在租界林荫路上,那是个发呆的绝佳机会,能独自面对自己的心灵,和自己对话。用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里的话,叫做“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便觉是个自由的人”。直到大学三年级搬离这个区域,现在回过头来看,才觉得自己实在是非常非常幸福的,尤其是父母创造了这样的条件。进这样的幼儿园和小学,不容易呢。80年代后期,生活还很拮据的时候,就挤出钱来给我请家教,而且是当时看来超前的托福,英语口语和高等数学。结果,我中学6年有8个半学期从未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周末,也从来都是顶尖的学生。上学以后,父母散步时一天到晚对我说“要做人上人”,还拿一中校长韦力先生的话提醒我“要想人前显贵,必须人后受罪”。这才有后来自己也知道要上进,要努力。小时候总觉得父母怪烦的,可是一个人受家庭和父母的影响,其实是潜移默化的,常常在不知不觉之间,就已打上了人生的烙印。老爸老妈分别是五六十年代上海“三校”其中之二的学生(复旦,同济,交大,这三个学校在外地的校友会常常是在一起的,一般合称三校校友会)。

父母是读书人,自然对子女企望殷殷,希望儿子比自己要强,要有出息。拿现在话来说,他们给我从小灌输的那些观念,是中国传统的读书取仕加上西方个人奋斗的路子,象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“要做人上人”之类,跟爸爸那个“军人高干老党员”的身份,实在显得不怎么协调。其实他们的观念,也不是受共产党教育出来的,而是秉承中国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,再有少许西化的东西,比如说爱出风头,个人奋斗,可能跟他们老上海的背景有关系吧。人总要在长大以后,才能真的体会到父母的苦心,为自己所做的有多少,所付出的又有多少。现在想起来,比较欣慰的是,我小时候并不怎么叛逆,起码能让父母省一点心吧。

因为从小在这里长大,我对五大道这片区域可以说了如指掌。最近这些年,五大道环境的变化,也能感觉出不少:上面提到的很多围墙改成透明的花饰栏杆是一例。另外,睦南公园的栏杆拆了,改成开放式公园。很多小洋楼门前,都挂上石刻铭牌,说明房子的来历。这些改进都是我很喜欢的。还有很多让人看了会心一笑的地方:上个月我在河北路上,给顾维钧旧宅拍照的时候,远远过来一辆四人自行车。这个在国内真不多见。车上一家四口,父母带着两个花季的女儿(也许有一个女孩是女儿的同学?)。笑着和他们挥手打个招呼,他们也知道路上行人都在看自己,但象我这样主动挥手打招呼的不多,于是也兴高采烈地回应。

看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背影,你不觉得这样的双人,四人自行车,和这住宅区的家居氛围很相配么?某天傍晚,一个人骑车在五大道拍照的时候,看见这幕情景,当地社区的消夏纳凉晚会,就在马路边的一小片空地举行,忍不住驻足观看。节目没有什么高水平,多数是街道大妈们扭扭秧歌,大家唱唱歌,唱唱戏,可是气氛很好,觉得这里的生活很休闲,很放松。还有很多新添置的城市街头雕塑,不时会给人惊喜。这是天津外语学院对过,街心小花园里的拔萝卜雕塑。

这是重庆道河北路口的铜马车雕塑,比真实的马车还大,平时总有游客爬到马背上,或者钻进车厢里拍照,等到没人的时候拍下来,还真不容易。

五大道这片,本就是二三十年代的英租界,这样的怀旧雕塑,和这里的文脉挺般配,可算是相得益彰。很多小楼年久失修,原先作居民楼用,逐渐破败,随着近些年这片地区的历史文化价值被炒热,这些居民楼都被有钱的公司买进,整修粉饰,一般来说,还都能“整旧如旧”,大批私人公司进驻这些小洋楼,也有很多开了茶楼餐馆。前文的贵宾楼,狗不理都是例子。这栋楼,是我们昆明路小学附近的一处新开的茶园,看起来很有文化的样子。

这是大理道东端起点的旧宅,房子还是原先的房子,花式栏杆和“五大道”的牌子,是现在新加上的。

进驻五大道的公司多了,积极的一面是很多历史文化建筑整修和保护的成本,都由这些私人企业来承担。也有不利因素。一是有时候私营企业在整修旧楼的时候,不是忠实于原来的风貌,而是胡乱修改,比如粤唯鲜酒家在疙瘩楼北翼的立面和围墙上加装陶瓷装饰,就广受诟病。二是这些公司也为幽静的五大道中心这四条林阴道,带来了过多的私家车辆。睦南道,大理道,常德道,重庆道这个核心区域,加上中间纵贯的云南路,桂林路,昆明路,全都不走公共汽车,我小学时候只有26路公共汽车走过大理道,后来也改了路线。这里平时车辆稀少,更少听见汽车喇叭声。现在,大量增加的私人汽车成为这个区域主要的交通困扰。另一些观光车辆却没那么讨厌,比如双人和四人自行车,人力三轮车,马车,不但方便了了游人代步,而且给林荫道增添了几许旧时风情。

搬离那片小区也有十来年了,最近三年回天津的时候,总会骑车回去看看,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地方,也许喜欢怀旧,是开始衰老的标志吧?我想,自己毕竟是幸运的:在这个大兴土木,到处“开发”的年代,很多朋友儿时的家园,都已经不复存在,儿时的记忆,也已渐行渐远。而我长大的地方,直到现在,三十年后,面貌居然变化不大,还能看到那么多熟悉的景物。雕栏玉砌应犹在,----只是朱颜改。去国日久,难免在“小楼昨夜又东风”的时候,会从记忆深处,翻出那些点点滴滴,宛如挥手间袖底的一缕清风拂过,若有若无散在深深旧梦中。忆旧了么?还能每年回来看看,在这里安静地倾听周围的安静。----风物依旧。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素衣莫起风尘叹,犹及清明可到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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